1928年出生于云南华宁的褚时健，出身贫苦，少年丧父、辍学、接手家中小酒坊，却凭借对工艺与效率的敏锐把控，早早显示出商业才能。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军，后进入地方行政体系，虽在反右运动中被下放改造，但在1963年担任糖厂副厂长后，靠精细化管理和技术改造，把一个濒临亏损的小厂逐步扭亏为盈，赢得“糖王”称号。1979年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是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面对设备老旧、债台高筑、士气低落的局面，褚时健从改善职工待遇做起，重建宿舍、提高福利，迅速凝聚人心；同时敢于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并把烟田视为“第一车间”，深入一线改良烟叶品种，建立起完整的上下游协同体系。1986年推行将厂、烟草专卖局与市烟草公司合并的“三合一”管理，使产能与效率大幅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品牌“红塔山”的崛起和企业规模的腾飞：90年代初，玉溪卷烟厂发展为亚洲领先的烟草集团，长期为地方财政和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褚时健也因此被誉为“亚洲烟王”。
然而在风光背后，行业的高额利润与体制内外并行的利益链也滋生了腐败。90年代中期，围绕卷烟配额和流通的利益矛盾愈演愈烈，家族成员和亲信开始牵涉受贿与权利交易。1995年，一封来自河南的匿名举报揭开了序幕：有人通过贿赂褚家亲属获取低价指标并牟利，中央纪委介入调查后，褚时健的家人遭到控制与审查，其女儿在羁押期间自杀身亡，给褚时健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打击。
随着调查推进，调查者发现更为严重的财务问题：1993—1994年间，企业在香港的相关经营存在将数千万美元销售收入截留入账外小金库的情况，部分资金被挪作他用并在内部流转、分配。正是这些账外资金、利益分配和家族成员的牵连，成为后来对褚时健展开查处的直接导火索，也最终导致他昔日建立的商业王国与个人名誉的崩塌。
出狱后的褚时健在云南哀牢山承包荒地种橙，暮年种果的选择既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也成为他跌宕人生的另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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